番外潇湘意

壹号囚室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2025/01/04 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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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化妆师提前下班，提着拎来片场的箱子赶车去。导演喊完“卡”，助理抓着护发油和气垫梳冲上来，手忙脚乱地试图把我的辫子顺开。造型的时候为了表现角色的憔悴，故意逆向摩擦几遍，那团漂完新烫的浅栗色的大卷于是更加毛糙，看起来真的像马尾巴了。
这状态当然不能持久，好在发根出天大的问题都容易解决，开机前我特地花了半年将过肩的头发留到胸前，专等着让人糟蹋一遍，杀青后便统统剪掉。消息提前放出，也算是个预热的噱头：粉丝暌违多年的短发造型，回忆里那个尚且三十不到的限定版王梦湘。
三十三岁之后经纪人开始控制我的风格，大到剧本，小到穿搭。用圈内话术，这是要从花旦转型青衣。毕竟视觉年龄向下减十的公式并不始终管用，二十八岁演十八岁能乱真，三十五却很难装成二十五。但这个截点选得有零有整，惹得我翻出前后照片对比数遍，依然看不出什么门道，只能盲信经纪人姐姐的眼光。她大我一轮，也姓王，没什么亲戚关系，但我上小学时她就入职，认识太久，如今她儿子都上小学，怎么说也算是家人了。
从出道开始，片场就常有熟悉的老师喊我“王妹妹”，意识到这称呼的对照组并不是我亲哥的时候，王姐姐已经在娱乐圈的火线上干了三十年，且意外地还没腻味。这资历放到哪里都称得上元老级，这一行更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经纪人做到此种境界，在艺人发展的具体事务上几乎有令行禁止的威严。决定改换戏路后她顶着公司内外的巨大压力替我接了好几部职场剧的配角，不要番位， 只看设定，再见缝插针排上几档口碑过硬的综艺，曝光率保质又保量。
如果一切真能如愿进行，她为我铺就的确实是条挑不出错的路。
助理还在和我枯草似的头发缠斗，经纪人穿过扛着装备来来往往的摄制组，向我展示年后的日程表。假期到正月十五，比剧组开工晚足足一周，片子正拍到紧要关头，我本已做好三天来回的准备，着实为导演的慷慨愣住。王姐姐在我耳边长长吸气，我立刻知道她打了一路的腹稿，字斟句酌地来向周边每一双竖起的耳朵解释道：“进度顺利，制作组决定继续按开机前定的计划走。”
她把表格折好塞进我手心，轻轻皱眉，显然私下要讲的那个理由更让人困扰些。助理新来两周，还没练出读空气的本事，兴致勃勃地等经纪人说下去。挑选称谓花去几秒钟，王姐姐又吸一口气，说，制片人特意给你留的假。
十几天呢——是小助理艳羡的口吻，我几乎能同时感觉到经纪人狠狠飞去的眼刀——梦湘姐打算做什么？
年后还得朝夕相处一个多月，此刻撒谎太难圆场。于是即便百分百清楚接下来的回答绝不会让人好受，我也只得朝她诚实地微笑：“去扫墓。”

去年春节，王益民在办公室猝死。大年初一，我凌晨才从联欢晚会的现场回到酒店，沉沉睡至中午，起来就接到电话。王博谈对父亲从来直呼其名，以至于我听见他的嗓音念出那两字称谓时竟然感到莫大的茫然。经纪人从隔壁房间冲进来，卷起目之所及的东西一气往行李箱中塞，匆匆试图来拿我手机，讲一刻钟后公关部会发官方通告，在此之前什么小道消息都别看。
我闪开她，敏锐地挑出关键词：“小道消息？”
话筒那边沉默片刻，王博谈叹口气：“当面说吧。”
十分钟后我们坐到车里，距离不远，路上的时间只够我草草浏览冲上热搜榜单的话题。我很少如此无视经纪人的好意提醒，她更是难得放任一次，一言不发地坐在前排，留我独自消化信息。
讣告弹出来，白纸黑字地写明了逝世日期，我在那时算清了他是小年夜走的，阖家欢乐的好日子。我的节目在晚会后半，零点之后不久，和同年的女演员合唱，传统文化主题，裙子像字面意义的花瓶。彩排结束累得发虚，演播厅里氛围紧张，最后一刻都可能横生变故，后台人心惶惶，没有谁敢在那时通知我。三人的节目，一条绳上的蚂蚱，根本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回去守灵还是上台演出，这个选择远比看起来残酷，于是王博谈决定不让我来做。
封锁两天消息并不困难，秘不发丧是为了确保我不受打扰，坚持面谈则显然是预备好了我大发雷霆。车里空调太足，暖风将本就胀痛的脑袋烘成一锅浆糊，我几乎没有余力去分辨情绪，只是觉得疲惫与无奈的占比应当远高过伤心或愤怒。
年初一的下午，本该是趁势推广宣传的好时候，热门帖子涨得很快，已经有娱乐号拣出晚会的节目录像和几张抓拍得格外精彩的照片，做起了盘点总结。对讣告的讨论都在实时栏，话题里刷新一次便跳出全新的一页，像鱼蹲在水底无声地吐泡泡。
当了快二十年演员，我早已习惯舆论的想象力，何况平心而论，父亲的风评并不算太好。去或者不去，哪边都有刺可挑。然而我浑不知情，所以再多骂名都是我哥担着。
我的恨意——如果真有的话——自然也是他担着。

会面是在父亲的办公室，哥哥、我、已经不在的原主人，一家三口，在这个荒谬的时空，完成了近年来难得的团圆。两天两夜，王博谈看起来最多睡了四小时，眼下的青黑连遮瑕都盖不住。要见的人太多，他必须将自己收拾得体，董事会、公关部、处理遗嘱的律师，我麻木地坐在那里看他在流水般的文件上签名，把事件的走向一步步捏成能够控制的样子。
即使见得少了，我和他也对彼此近况有基本了解，被血缘隔空牵着，像两颗纠缠的粒子。四十岁的王博谈，一如所有人的预料，走着顺畅的星途。戏路宽阔，转型顺利，年底刚刚进组开拍新电影，剧本是亲自聊的，却拒绝兼任制片人。于是同样没谁觉得他对自家的产业有更多想法，遑论王益民年逾古稀依旧手握权柄，身体硬朗、常常加班，看上去同五十岁时无异。不管继任是谁，交接都该是十年后的计划。
事实证明，父亲等不及了。
办公室的门开合了至少三十遍，终于不再响动。深冬的五点半，天已经彻底黑下来，王博谈起身给自己倒了第四次咖啡，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抽走了那只杯子。
旁听几小时，我意识到哥哥并不打算将管理事务立刻移交给董事会。父亲走得仓促，并未主动为平稳过渡奠定任何基础，然而他年纪毕竟已经太大，和哥哥的矛盾又摆在台面上，几乎可以想见下属会做怎样的两手准备：再烂的馅饼也是馅饼，有的是人愿意分而食之。
可惜我从未有幸深度参与，隔岸观火，分辨不出他当下的决定是出于情感还是理性。我甚至难以分辨王博谈现在的心情，按常理他或许应该感到悲伤，直觉上我却只识别出疲惫。
更令人焦虑的是，我似乎也失去了对自己的感知。
王益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除了给予足够的经济支持，我童年绝大部分的照护工作是王博谈在承担。长辈角色的天然缺位让他很难与我成为单纯的冤家似的兄妹，对父亲的抗拒又让他无法以类似的方式模拟关怀。探索的最终结果里掺杂了太多责任和压力，以至于我们多年来都以回避的方式处理纷争：搁置，然后等任何一方理解并妥协。
王博谈等我喝完从他手里夺走的咖啡，开始解释自己刚才的决定：“我想做一些事，但需要征得你的同意。”
我深吸一口气，确保自己砸下杯子的力度足够，旋即又开始悲哀地反思这算不算一种无理取闹：“为什么？”
我当然知道你需要征得我的同意——我瞪着他，感受到那些沉寂的火种重新被点燃——但是为什么只有这一次你想起来了？
王博谈显然知道我在控诉什么，但他没有任何多余反应。熟悉的拳打棉花的手感，久违了的中学时代潮水般涌来，哥哥看着我，带着他一贯的平静的固执：“因为这次我没法再把你摘出去。”

我没同意。
他没有再问，我拿不准这是准备就此翻篇，还是像此前的无数先例那样，再度演变成一意孤行加事后道歉。但追悼会横在所有问题之前，当我们——一如在唯一共演的那部电影里的情节那样——磕磕绊绊地踩着彼此肩膀，从股权、遗产、税务等众多抽象概念里厮杀出来之后，办一场具体的活动竟然变得如此像一次喘息的机会，珍贵得让人无法不拼命抓住。
父亲走得相当平静，教科书式的好死，没有任何痛苦，从未受过疾病真正的折磨。遗容安详，省却入殓师不少功夫，出殡那日千里白霜，天晴得不像话，是难得的吉利预兆。火葬场的司仪从里间走出来，客气地说着安慰的套话，讲老爷子走得顺遂，想来是生前积德的有福之人。大烟囱在头顶上吐白色的蘑菇形的云，我听得五味杂陈、眼前发黑，根本不敢去看我哥的脸色。
仪式规模很小，来的只有很近的亲戚或是公司内部熟悉的高管——老人、以及老人。致辞结束宾客依次献花，我和哥哥并排站着，滑稽地等所有半生不熟的面孔沉痛地上前握手。每个人的指尖都凉而僵，从掌心里草草滑脱，像某种湿腻的鱼。圈内交好的朋友基本都传来了吊唁的讯息，事发突然，并不期待他们亲自到场，于是真正出席的同龄人只剩下一位。
我并不希望他来，并且确信哥哥与我意见相同。给程务秋发函简直是场酷刑，坐到电脑前的那一瞬间我原谅了王博谈小年夜时做的一切决定，几乎想立刻将邮件删除。他攥着我的手摁下了发送键，我清楚这意味着程务秋一定会来，不存在任何意外。
他确实来了。准时出现、礼数周全，从口罩到皮鞋，层次分明的一身黑，仅有的异色是米白的领带、银质的领夹，以及胸口和手里的白菊花。亲友同事分两批，他夹在中间，踩着第一场的尾巴，像缀在长篇大论末段的一个标点。鞠躬、献花、致意，姿态并不醒目，甚至没和我俩深聊一句，只在棺木旁边多留了片刻，低垂着眼，看得仿佛比其他人更仔细些。
程陌和沈昀，去世的时候都面目全非，几乎连遗骨也没留下多少。我至今记得早年报纸对那起车祸的详述，善后时用的动词是“铲”，所以我一点都不忍心去猜程务秋刚刚想了些什么。

那位司仪一语成谶。父亲可能并没有做太多积德的事情，但他的的确确是个有福之人。驾鹤西去不久，所有后报汹涌而至，他全身而退，只是因为先走一步。
看到那份一百二十页的PDF的时候我开始后悔当初否决了王博谈的提案，然后意识到他也是在当时做了所谓“两手准备”的众人之一：家丑外扬，最适合动刀的便是自己人。考虑到公司此前的名声已不算清正，经营得够好，打出整顿风气的招牌，甚至能有出奇制胜的效果。
可惜最擅长做这些的那位已经彻底离岗，耳濡目染多年，我相信王博谈也想得到相当的策略，正如我同样相信他做不出。想在舆论场里问心无愧，要么需要更灵活的底线，要么需要更迟钝的脑筋，我倒霉的哥哥不上不下，只能被架在火上烤。
那份图文并茂的指控文件列出的核心罪名是苛待艺人与财务问题，前者五成是实话，两成是胡编，剩下三成春秋笔法，搅碎揉匀拌在一起，所有故事看起来就都有十二分真。排《壹号囚室》那年我回公司打听了个底朝天，自此这类传闻渐渐不再刻意对我隐瞒，于是事实那部分我不知晓的基本都是陈年往事，或者那些著名公案的残酷细节。
按理说我不该有闲情逸致看这些东西。尤其是当事件在半天内上了二十条热搜，微博评论暴涨几万条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挑了个好日子，丧事办完，仍未出十五，正是所有人最需要提振精神的节点。快递刚刚恢复，已有公司现在的艺人粉丝送来横幅与花圈，生怕文件里描述的那些消除证据的手段会在更多受害者上重演。
王姐姐收走了我原来的手机，只给我留下一台上不了网的平板电脑，通讯录里剩了寥寥几个联系人，又替我推掉了年后的所有工作。王博谈再一次住进了办公室，要确认实情，要辨别真伪，要商量法律程序，要和公关部合作无间。所有本该熟悉而又被刻意回避乃至放弃的手段依次呈上案头，在那场始于童年时期的漫长而无始无终的逃脱赛里，哥哥和我都回到了起点，而父亲——以死者的身份——赢到了最后。

很显然的，我会在那份材料里看到沈昀。终于下定决心翻开那几页时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一场巨大的真人秀的嘉宾，这个场景是二十年前高三的我听闻她死讯的那幕的重演。我总在不合适的时候，以不合适的方式，了解那些本该由亲近的人字斟句酌告诉我的事情。
红裙子、千纸鹤，我眼睁睁看着那把迟来的火顺着晶莹丝线烧到回忆深处。教沈昀叠的那罐幸运星至今还放在老房子的床头，玻璃罐中的塑料纸，保质期无限，是不会褪色的五彩的仲夏之梦。事发后的那段时间程务秋住在我家，一半是因为他无处落脚，一半是因为我哥真的怕他轻生。最开始的半个月里程务秋甚至不敢见我，我那时不明就里，只当他抑郁发作，后来知道了来龙去脉，又以为那刻意的回避是为了瞒住案情。
现在我终于知道他不忍直视的并非鲜血淋漓的现实，而是懵懂的我捧出去的真心。他觉得沈昀喜欢我，至少同我共处时能感到放松。我至今不怀疑这点，程务秋大概也对此没有异议——正是如此，那些折纸才长出了钻心剔骨的锋刃。
程务秋认为我的好意被辜负是他的责任，但他自己遭受的只是合理的惩罚、应得的报复，哪怕那个终局设计得过分精心，用最残忍的角度碾过一切期盼，像沈昀曾经用鞋跟研碎她拒绝服用的药片。
这就是二十多岁的王梦湘追问所有人的真相。如今我终于扯下恶疮上的血痂，却仿佛划烂一枚破旧的枕头，只看见干瘪的荞麦粒沙子似的漏出来，再变成纸页上的夸张的文字、大幅的照片、详尽的示意图和耸人听闻的渲染。
唯一庆幸的事情，就是我自始至终，从未真正怀疑过程务秋会拿沈昀当作谈判的筹码。即便极力宣称这一可能性存在的是他本人，我也坚持认为他宁愿把这个故事带到墓里。在沈昀还活着的时候，在她成为公认的精神失常的疯子的时候，在所有曾经爱过荧幕里的她的人扼腕痛惜的时候，他有太多机会将自己变成受害者。过去的几年教会了我许多道理，比如诉苦是一种策略，示弱甚至能将辱骂转换为同情，但是如果我记忆里的个性与现实偏差不大，沈昀不会为此感激他。
在追逐真相之后，不把真相当作谈资需要更多的克制。我不确定十八岁的程务秋知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但我越来越清楚。
正如我清楚这份材料的作者极尽渲染的目的，并不是真的那么想为沈昀这样的人讨一个公道。
没有为什么，我就是知道。

事件发酵了一周，王博谈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回老房子暂住。出道之后不久哥哥和我就搬了出去，各自找到新住处，父亲倒是开始在那里长居。在已经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反倒回来得勤，原样留着我们俩的房间，直到现在。我很难从中提炼出具体的意义并为之感动片刻，却又无法将它们完全视作虚伪的亲情表演，这种矛盾贯穿始终，以至于到了需要盖棺定论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无从下手。
一直以来，我都是对父亲更亲近的那个，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哥哥和他之间的润滑剂。开始出演这个角色时我实在太小，既无法看懂他们矛盾的本质，也不能理解哥哥为何对此更加生气。我花了几年才意识到父亲在刻意笼络我，采用的手段比设想中的更周全，因为他笃定只要我夹在中间，王博谈就绝无可能同家里恩断义绝。
年岁渐长，我发现哥哥和父亲的不睦竟然让我感到安心。噩梦的主题从剑拔弩张的矛盾变成宾主尽欢的团圆，我最怕的事情原来是王博谈向他投诚。三十岁之后，我经历过一段人皆有之的瓶颈，每个转型时期的女演员的必经之路。王姐姐是个太过熟练的经纪人，闭着眼睛都能牵我走过那段独木桥：牺牲一些东西，配合一些宣传，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事项各自列表，我走到了沈昀的年纪，惊恐地察觉到我正在逐渐理解公司当时对她所做的决定。
三十七岁的王梦湘终于开始让二十七岁的那位感到困惑。我从未如此具象地体会过时间的威力，更从未如此惧怕王博谈会与我有相似的体验。他从十八岁起就被摁进了染缸，如果那么锥心刻骨的不满也能消解，那我会失去对自己的指望。

《壹号囚室》排完之后，陈烁和我有过一次短暂的合作。他是毫无顾忌的谈话对象，愿意将所有不该说的东西慷慨分享，我于是知道了他当年对我哥哥的嘲讽。那是对的，我们都被困在畸形的关系里，却没有一个真正有革命的魄力，永远都只是玩家家酒的、怯懦的小孩子。我不知道倘若没有沈昀，程务秋会走得比我们更远还是更近，但沈昀早在他们起意前就掐住了他喉咙，于是没有这种如果。
沈昀是个太好用的枷锁。就像程务秋是件很好用的武器。
进展至此，该查明的问题基本查明，能做的有限澄清也已落地。上一任话事者生前的旧案，连坐与否，几乎变成一个道德困境：我总觉得父亲离自己的生活过分遥远，但在旁人眼中我们始终同舟共济。连王博谈与他多年来的反目都被描摹成作秀，设计好的一条退路，只为在压不住真相时自我开脱。
靶子立好，自然要竖另一侧的典型。材料里白纸黑字贴出来程务秋当年的半张合同，精准截出最不合理的那些条款。他短暂的——以质量作对比——演艺生涯里所有的反常待遇都成为了证据：没有经纪人、很少参与的宣传活动、有限的片约、稀疏的工作，包括围绕最后一部电影的诸多争议，和出其不意的、过早的隐退。
罪名确凿，老旧的阴谋论仍有市场，而我们并不比十年前多出任何武器。要证明这份案卷背后没有程务秋本人授意——即便它详细、清楚、细节丰满——更绝非他亲手落井下石，唯一能仰仗的依旧只有相信。
我在此刻不可抑制地想起《灰调》和《壹号囚室》，以及我当时拼命想要了解的那个问题。如同那张悲观的蓝图，程务秋如愿以偿地没有逃过任何审视，他花二十年将自己裹成一匹绢，再被又一次地摊平、抻开、剔骨，每丝每缕都抽出来把玩。
而现在与当年那场真正由他执笔的计划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相信在洪流里根本不值一提。主动权不在被告手里，或许短暂地会在程务秋手里，但无论是要他自证清白还是发声辩护都是太过恐怖的想法，我不过微微动念，就快要被负罪感扼死。
搬回旧居一周多，确实安全不少。老社区的性质接近职工宿舍，门卫是几十年的熟人，能有效防止大字报贴到脸上。我发了几篇通告，补了一些宣传，录了个视频解释情况，和那些被迫临时换角的剧组和节目道歉，勉强填上了能填的坑。王博谈要处理的事情依旧很多，只是上门的人变少，我和他约法三章，要他用免提聊每一通工作电话。
成年人的世界简单得很，所有人打的都是相似的算盘。既然第二轮风波的阵眼是程务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他出来说句话，如果他愿意，大可重新讲一遍真正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情形下，只要我哥哥开口，程务秋大概率会配合他的任何要求。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开这个口。但我又不敢知道。
我唯一知道的是至少现在还没有。
说客的职级由低到高，轮流过来替他权衡利弊，他拒绝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从未见王博谈发过那么大的火，以至于门铃响起的时候，我真切地为这个撞枪口的倒霉蛋捏了把汗。
门外站着程务秋。
倚着侧边墙壁，左手还举在耳畔。这房子的装修完全是旧时布局，玄关横梁都在相似的地方。开门的刹那他转头，下一秒本能地闭上了眼。我再也受不了了，张开双臂、抢上一步，放任自己撞进羊毛风衣周围干燥的寒气里。
程务秋错愕地任我狠狠箍着，直到王博谈疑惑地绕出客厅。脚步声猛地顿住，然后我听见耳边传来混着杂音的轻笑。程务秋尚在通话中的手机紧贴着我脸颊，电话对面的人平静地说，王小姐，我来还你的那个故事。

我没有料到会这么快再见到弦。
《壹号囚室》排完，我和她的联系渐少，编剧并不是个热心交际的人，除了个别特例，显然也不怎么出现在片场。社交软件上更新的近况寥寥，基本不带图片，没任何规律可言，我甚至说不清她最近在哪个时区。
和弦建立友谊的捷径是共同工作，再在足够深入的交流中展现出持续的开放与真诚。我暗中管这个流程叫“知己测试”，确凿无疑的通过者包括程务秋和C芒，最重要的是这席位是终身制，不论多少年没有碰面，依然无条件地为之保留。
弦被敬业的门卫拦在外面，我奉旨下楼去接，手心里攥着程务秋给我的金属钥匙。三栋楼外的顶层，中学时代放学串门的目的地，我踏进电梯的时候想起来自己上次拜访距今可能真的已经有二十年，弦裹着厚重的羽绒服跟进来，羊毛围巾顶上露出一双同从前一模一样的眼睛。
那双眼睛看过来，眨了眨，说放心，那屋子早就面目全非。
我尚未决定是要赞叹她的敏锐还是批判她的用词，嘴角便已经先于理智勾起。直觉发出提醒，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怀念这种相处模式，在被怀疑、谩骂、安抚、恭维以及或虚伪或谨慎的措辞环绕月余之后，编剧的直白和刻薄根本是一种慰藉。
而且她的描述一如既往地准确。房子的格局其实并没有大动，只是调整了入户的分区，但粉刷、软装乃至家具都全无旧时的影子，墙面瓷砖是均匀的折旧的米白色，落灰却少，看得出有人定期打理，从内向外散发出一股无机的清洁气质。
弦踢掉雪地靴，把自己直挺挺地丢进离暖气片最近的那张扶手椅，活像一只正在化冻的春卷。她的体质没太大长进，多半是更怕冷了，在门口吹风一刻钟，看上去快要由内而外结出冰碴子。
等我去厨房烧完水，她已经从外套里剥出来。衬衫、毛衣、牛仔裤，我意识到编剧连衣品都没怎么变，随意且休闲，显然不认为来见舆论风波的当事人是件需要盛装或慎重的事情。出门前我依惯例拎了礼物，翻箱倒柜很久，找出自用品牌的面膜和精华乳，挑了个看不出商标的漂亮纸袋装好。岁月并未在弦脸上多留什么痕迹，黑眼圈依然千斤重，一望便知昨夜睡眠不足。
我默认她把那玩意儿当作纯天然大地色眼影，看久了甚至觉得亲切。亲切源自熟悉，而熟悉意味着安全，在这个充斥着陌生气味的故地，她简直像是从旧报纸里撕出来的一片人形。
编剧蜷在沙发里扒拉纸袋子，仔细咨询这堆瓶瓶罐罐的用法用量，我耐心解答，心知她纯粹是好奇日化界最新科研进展，根本不信此人会记得上脸。她问完一遍，垂下胳膊，越过扶手把袋子轻巧地立到地上：“聊聊正题？”
我震惊地意识到她刚才是在尝试寒暄。

说来惭愧，但我的确一度将弦等价于悬在片场天棚上的摄像头，冷眼旁观、全景记录，播放键按下去直入正题，从来不给观众留三十秒广告的余地。好在编剧的闲聊技巧修炼得不算纯熟，看得出勉强的模仿痕迹，仿佛那种养到半生不熟的猫，只在你生病时愿意用干干的鼻头碰碰你。我知道她习惯刻意与精力充沛的人保持距离，心态矛盾，像在冰天雪地里绕开燃烧的柴堆。时过境迁，如今她肯主动往前多踏出一步，我居然从这个举动里尝出些同情。
弦从包里摸出薄薄两份文件，扔到矮几上，将看起来更新的那沓递给我。没有封面的四张纸，雏形中的雏形的剧本，前三行便是主要人物，我看清那两个名字，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编剧专等着我的眼神，镇定地冲我一笑，看过来的表情还是当年那个神神道道的算命师傅。双女主的故事，十四岁的年龄差，刚刚成年的学生和领她入门的、自幼熟识的前辈与老师——程烟和苏梦忻。
艺术加工的部分太容易剔除，我根本不必听弦说明，就能知道这是在暗喻什么。我从未忽视她爱写传记故事的癖好，自然也提前预演过无数种可能的搭配，但我万万没想到她会挑这个题材来还债。
你能写什么？沈昀和我没有故事。有人让她伤春悲秋，有人共她踏过万里，还有人被她害过恨过改写一生，而我所经历的只有周末、假期，浸在茶或咖啡香气里的几个或晴或雨的下午。
我翻页的手停在半途，质问的话卡在嘴边，弦看着我，凉凉地发问，说你知道那个著名理论吧，电影中妆点门面的女角色，实际的功用类似墙边的花瓶或台灯。“最醒目的特质是路过但不影响。”编剧偏偏头，“与每个重大事件擦肩，却永远没机会参与。”
分阶段推进的剧情，每一环节都要有新结论。出场人物各有各的动作线，完成当下的目标，增添额外的信息，再据此做出判断，来到下一个岔口。
至于台灯，台灯就是那些没有动作线的角色。
“我知道你在影射什么，”我朝她竖起一根手指，尽力弱化语气中的警告意味，“如果可能的话，我挺希望王博谈能听一听。”
“但现实不是这样的。我讲过很多次。”
——人生不是一串选择，而是一团乱麻。
编剧盘腿坐在沙发上，俯身抓过她的那份剧本：“你觉得沈昀死得怎么样？”
“什么？”
“你现在知道细节了。”她翻到故事梗概，冷静地重复一遍，“你觉得怎么样？”
“你在开玩笑吗？”
“我像吗？”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冒犯程度已经超越了游戏的范畴：“你敢不敢拿它去问程务秋？”
弦维持着那个别扭而诡异的姿势，仰脸盯住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问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我的答案？”
“因为你才是台灯。”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这是程务秋的答案。

“你同意吗？”编剧轻声说。
我指尖发冷，嗓子发干，继而在近乎空白的沉默里，听见自己开裂的、颤抖的声音——“她挑了所有爱过她的人送她上路。”我停下来，重新积攒勇气，终于挣扎着将句子补完，“多么漂亮的谢幕。”
弦垂下眼，无声地笑了笑。她缓慢地把自己从茶几上撑起来，重新摔回靠背里，举起手中的剧本：“你其实很明白我在写什么。”

我一直没有看沈昀的第一部电影。理由有很多，比如年代太早，片源不好找；比如演技尚未成熟，没有参考价值；比如剧本和角色都是公认的烂片，毫无学习的必要。
资料带最后是程务秋借给我的。《壹号囚室》之后他真的没有再接片约，演了几年话剧，终于彻底转型当了制片人。我不知道父亲当时和他达成了什么共识，但程务秋要走了留存的与沈昀有关的所有资料，然后将工作室挂在了公司名下，压根懒得避讳。这层隶属关系不过虚名而已，正如当年几乎没人干涉他的选片。剑拔弩张一回，彼此都对对方的底线有了分寸，反而容易相处。
我和程务秋约在片场交接，过去的时候最后一条尚未收工，我远远看他站在灯光外面，第一反应竟然是惋惜他决定不再当演员。彼时他已经做了快三年的制片人，依然有张看不出年龄的脸，气质反而比此前更锋利。他听到我的声音，转身走过来，我察觉到这或许才是他的本性，不必为了活跃气氛、安抚搭档而故作快乐，可以放任自己像一捧灰似的，安定地从空中落下去。
我很早就知道那部片子的视觉总监是程陌，正如我知道手里拿着的母带几乎等于沈昀和他的定情信物。年代确实久远，但保存得还算精心，音画并未损失太多，我看完一遍，立刻明白了沈昀当年为何倾心。
现在的我有了足够的阅历，能回过头来有条不紊地翻拣、分析十六七岁的记忆。认识她的那年沈昀已经过了四十岁，依然保有初出茅庐时那种破坏性的魔力。她想要的都能得到，而她确信这一点，这种万事尽在掌控的绝对自负，足够困住所有人——除了程陌。
那部出道作品贡献了沈昀演艺生涯中最漂亮的几段镜头，我由衷地理解了为何影评家称它“喧宾夺主”。画面美得张扬，但画框外没有眼睛，摄像机背后的掌镜人将她当作纯粹的风光去欣赏，拍她在沥青路面上起舞，仿佛在拍火山岛上一口喷涌的岩浆。
他能抓住她是因为他摆脱得了那种蛊惑，他不在乎。他最终也因为这种特质脱离了她的掌控，以一种毫无预兆的、毫无转圜余地的方式。没人知道如果程陌活得更久一些，事情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我猜大多数人都希望是前者——毕竟现实烂到极致，很难有再烂的空间。
沈昀确实是带着所有爱意和真心离开的，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程陌的那一份不在乎。程务秋是他们之中唯一在乎的那个人。弦说那是悲剧的根源。更悲剧的是他能共情普天下所有怪胎里的每一个，原谅每一个，却因此很难放过他自己。
我后来知道事故发生之后警方应当有通知家属，但沈昀拒绝任何人去查。这种逃避或许是她维持掌控的方式，她自我定位的锚点。直到初中的程务秋知道了真相，于是从那时开始，沈昀被迫承认他死了。这是事情急转直下的开端。
我在那之后才认识他们。
但我依然是那种魔力的受害者。

那卷母带我寄还给了程务秋。
我不愿意当面见他，生怕他询问感想。和弦举步往家里走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了与当时相似的情绪，电梯上行、铁门打开，钥匙插进锁孔里，我犹豫良久，终于拧了下去。
我以为程务秋和我哥哥会吵架，但是没有。弥漫在房间里的是一种寂静的紧张，琴弦被崩到极致，拨动的声音便难以辨识。接着我想起程务秋劝架的机会其实比吵架多很多，多到几乎让他失去了直抒胸臆的能力，无论是在剧组还是在公司，无论是面对父亲，还是面对沈昀。年轻的时候他在镜头里像块冰，薄、脆、漂亮、伤人伤己，我很担心如今他参透这特质的真正精妙用法，化一点变成水，用自己的一部分去渡人，等化完了，也就完了。
我僵在玄关，不敢往前多踏一步，然后电话又响起来，哥哥面无表情地按下接听，免提播放的瞬间，程务秋转身去了厨房。
咖啡豆、咖啡壶、水龙头。我将全副注意力投向更远的那些微弱动静，试图据此忽略近在咫尺的喋喋不休。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他和哥哥聊了什么？还有更紧迫的问题——这是他听到的第几通电话？
程务秋端着两杯拿铁回到客厅，讲，我从最开始就告诉过你后果。
我甚至给过你方案。
但斩草除根的机会只有那一次。如今的问题甚至更简单些：要么出来作证，要么出来澄清，沉默是两败俱伤的选择，不过无论如何黑锅都已经扣上，决定说哪一个版本不过是在挑选更心仪的那个骂名。
王博谈在听，听得很投入，甚至在笑，笑得也很投入，嘴角的弧度几乎有点揶揄意味，无端让我寒毛倒竖。分析停在半途，程务秋走到桌边，放下左手的咖啡碟，正欲继续，手腕突然被攥住。第二杯拿铁洒出来几滴，他飞快地皱了下眉，尚未开口，王博谈打断他：“你喜欢哪个？”
“什么？”
“骂名。”王博谈把面前的电脑屏幕转过去，“利欲熏心的商人，或者背信弃义的骗子，你觉得哪个更有趣一点？”
弦在我身后毫不遮掩地骂出了声，我悚然意识到这是多么精彩绝伦的一个现世报。在《壹号囚室》排练末期的那个台风天之后，我一度认为自己不会有幸再见证这种时刻，但它还是来了。
我本不必听你的意见，但我要你选。你知道每一条路的终点都有什么，道闸就在你面前。第二份拿铁快要漏出一半，王博谈冷静地摘下杯子，稳稳放到桌面上。残留的滚烫液体顺着指缝淌，大滴大滴地在地面砸出深棕色的斑痕，程务秋没有任何反应，像被那个问句当胸捅穿、钉在原地，凶器不是刀子而是火柴，磷粉擦过伤口，整个人都在那一刻烧起来。
——你现在知道我当时握住刀柄的感觉了吗？
——来吧，挑一个吧。
——把灯打开。
这句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弦的脑海里，显然也同时出现在他俩的脑海里。我向后退，再向后退，弦嵌在墙角里，攥住我冰凉的手。我尝到血液甜腥的味道，意识到自己咬破了嘴唇，电话又响了，单调的旋律变成塞壬的歌，诱惑顺着呼吸进入喉咙，堵住呼吸、划伤声带，用尽全力，也要钩出那行字来。
王博谈放开他，拾起了震动不休的手机。
“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他摇摇头，很笃定地笑了笑，“想都不要想。”
我觉得程务秋几乎要被这种宽容杀死。

半年后的初秋，我知道了弦还我的故事的名字：蜃楼。
王博谈最终还是没有允许程务秋做任何选择，那场风波以情理之中的方式被观者缓慢遗忘。我们处理了官司，算清了财务，将烂摊子里里外外清扫一遍，终于彻底当了甩手掌柜。
《蜃楼》是我复出后的第一份片约，无论是曝光度还是薪酬，都不可同日而语。但短暂离开聚光灯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不再有那么多的关注，我可以去尝试一些略微出格的角色，转型一步到位，不用精打细算、步步为营，对经纪人似乎也是某种解脱。
第一次看到我穿着T恤和运动裤来片场时王姐姐差点惊掉下巴，弦坐在旁边，装模作样地夸张鼓掌。过去几个月我连红毯都少去，许久不曾打造高贵卖相，而编剧是个令人放心的盟友，我知道她会穿着套头卫衣来见我，框架镜、不化妆，短发或者马尾，帆布口袋里装着纸笔，并且真诚地欢迎我用相同的礼节回应。
真正成为她的主角之后，我竟然从那种冷淡的疏离里感到宽慰。弦是一个定值，一个常量，是坐标系的原点，但她的作品却像泥潭或者黑洞，像风平浪静的、不动声色的漩涡。
十年前我问她这个问题，她说自己只是习惯让观众失望。十年后我旧事重提，她说我只写得出自己相信的东西。讲这话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眼神，《壹号囚室》排练时弦在酒吧里听我发誓再也不去追查往事时的眼神，透过我、透过椅背、透过未来的不确定性，将飞镖遥遥地顺着时间轴发散的方向丢出去。
有人看到半满的水，有人看到半空的水，弦是觉得杯子终究会碎的那种人。但《蜃楼》这个故事意外地温柔，几乎不像她惯常的笔风。
搭戏的是个比我小近二十岁的姑娘，刚出道，完全是个高中生。这个年龄意味着很多事情，例如这大概率是她接的第一部电影，而文艺片是个不太安全的选择，再比如她几乎算得上看着我的作品长大——你很难找到比这更直观的承认自己年纪的办法——我看着她的眼睛，根本就像是在程烟的壳子里看苏梦忻。
智识上的引导、生活中的照料、对幽微情绪的体察与疏解、对迷茫困惑的宽慰与指点……我意识到整个故事的叙述完全来自苏梦忻，那个在高校的教工社区独自长大的、与邻居家的大姐姐自幼相识的女孩。
程烟在她的视野里闪闪发光：事业有成的著名学者，聪敏耐心的人生导师。她认识程烟却不熟悉她，亲近她却不了解她，十四岁的差距太容易消弭，初中毕业那年，对方不过是个刚刚归国的年轻博士，最缺两眼放光的聆听者。苏梦忻轻而易举地闯入了程烟的生活，成为她忘年的密友，赖在她家里看书、听她为自己补课、享受她独一份的喜爱，又单方面地立志要追随她的步伐。
大量的蒙太奇，无数的回忆线，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却只相隔十分钟——二十七岁的苏梦忻从海外读博归来，和她原以为此生不会结婚的程烟一起，被困在了新房故障的电梯里。两百句对话撑起整个剧本的筋骨，从过去到现在，清澈的孺慕之情变成隐秘的暧昧氛围，再经历疏远、放弃与离别。
苏梦忻可以是程烟最喜欢的小孩，最亲密的伙伴，最聪明的学生，最得意的后辈，最愧对的故交，唯独不可以是她的爱人。深造五年，苏梦忻成为领域里冉冉升起的新星，离当年的期冀只有一步之遥，而四十岁的程烟历经浮沉、饱受磋磨，恍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不了那个理想的化身。
——如果你决定要沿我的足迹前进，请务必停在这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要放弃道标、走下岔口，踏上自己的航程。

回忆的部分取景和妆造都相近，被导演合在一起集中拍摄。正月里我额外赚来的那周假期被用来补全苏梦忻留学时的故事，等初春复工，需要处理的便只有电梯里的对话。
室内戏，陈设简单到令人发指，一桌二椅，我意识到这个故事大概也是编剧的写作尝试。赶回片场的时候制作组正开着会，导演和编剧遥相对峙，程务秋夹在中间，面无表情地袖手旁观。
他是制片人——他当然是制片人。
年初带弦来和我聊过剧本之后，程务秋在隔壁住了一个月，以那屋子的干净程度，我甚至怀疑这是近几年里的头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部分的释怀，或者至少意味着他不像从前那么挣扎，这需要一个面对面确认的契机，但眼下显然不是个好时候，于是我拉开他身边的椅子，冷静地坐了进去。
听懂桌上的分歧并不困难，简而言之，导演想要一个男人，哪怕只是活在对话里的男人。他要解释程烟为什么毫无征兆地、单方面地选择放弃苏梦忻，他要一个现实的困境，比如经济压力、比如晋升困难。他更需要一个具体的原因去说明苏梦忻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致命的打击，一个情感上的阐释，比如嫉妒、比如背叛、比如婚姻。
弦盯着他，目光里混杂着审视与嘲讽，我发现她打量人的姿态依旧很像猞猁。“理想的崩塌或许足够说服一些观众，但这不构成让多数人信服的理由。”导演手舞足蹈，使劲浑身解数劝她修改剧本，“这是没有感情纠葛的就事论事。”
编剧说，我知道。
那为什么要拒绝？
因为我不乐意。
导演被她噎住，捧着茶杯狂咳起来，愤怒地转向制片人，伸一根指头对弦戳戳点点，就差把“你看看她”写在脸上。程务秋无声地埋头笑了一会儿，忽然正色，侧身敲敲我面前的桌子，问：“你怎么想？”

相识的第四年，苏梦忻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程烟的学生，她在庆祝的蛋糕前许愿，要对方等自己留长小指的指甲，和她涂上同款的甲油。第五年苏梦忻去西南边陲做调查，在苗寨的小摊买到纯银的星月耳坠，她一拆为二，把那轮月亮送给程烟做挂饰。第六年她敢于带着单边的星星去上课，在周末邀请程老师去看画展，寒假的调研是团队活动，她们在江南的古城里散步，耳边是蛙声蝉鸣，坠子和天上的银河辉映。
程烟是玻璃纸上五彩的幻象，而幻象注定脆弱而失真。崩溃不是因为外力，只是因为她也已经不再是她，或者她从来都不是她。那甚至不是理想的失落，那是化身的消亡——程烟才是苏梦忻的目的地，一切憧憬的来处、不复存在的归所。
因为过于缥缈，才有可能如此纯粹。干净是属于幻觉的特权，爱是泥泞的东西。
直到结局，苏梦忻依然没有涂上当年约定的指甲油。正如直到沈昀自尽，我依然没有亲眼见到她折的千纸鹤。预备离家的那个下午我教会了她最笨蛋的那种折法，留下一捆渐变色的玻璃丝。编剧说得很对，在现实世界里我也是台灯，路过但不参与，珍藏着被泡泡轻柔包裹的、需要小心呵护的幻觉。
我现在只希望沈昀把它们挂上玄关的时候有记得许愿。

哪怕掐头去尾隐掉过往经历，说出这段角色理解对我来讲仍然不亚于处刑，而程务秋竟然没有看戏的耐性，将皮球径自踢来，出门接电话去了。我只能假设日理万机的制片人先生对我的选择成竹在胸，并暗自祈祷他回来时不要被吹胡子瞪眼的导演捉住。
根本没有电话，程务秋就在门外守株待兔。会议室是废弃的布景板围出来的，徒留四壁，顶都没有，隔音更是笑话，我确信刚才自己说的东西一字不落地进了他耳朵。
弦跟出来，一言不发地缩进阴影，我能感受到程务秋越过我的肩膀和她对了个眼神，但我没有回头，只是死死盯着他，试图从那张脸上抠出字来。
我并不介意他听到了什么，我介意的只是事到如今，他竟然不敢当面听。他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他当然从一早就知道故事的主旨。我生气地发现十年过去程务秋依然本性难移，将剧本当成考题。曾经的推演和选择都一一应验，那《蜃楼》是什么？死去的回忆的葬礼吗？
程务秋说，你的诠释漏了一半。
我根本不敢相信他会在这种情境下给我讲戏，天时地利人和无一适宜，我瞠目结舌，险些嗤笑出声。这段表情控制足以辱没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而那位罪魁祸首垂下眼，平静地将左手递到我面前。
他松开五指，掌心里停着一只孤零零的纸鹤。背上没有锐利的三角形，是更复杂的那款折法，我难以置信地接过来，捏住头尾两端，无边的沉默里，那只鸟在我眼前扇了扇翅膀。
我猛地回头攥住编剧的手臂：“这本子到底是谁写的？”
程务秋在身后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弦看着我，微笑道：“你进步了。”

三月初，我和搭档同时杀青，最后那场戏是电梯里的内景，全片所有故事的终章。场地是临时搭的，要架灯光和机位，电梯比现实中的布置略宽敞些，依旧像个铁笼子。结局的重场戏在苏梦忻身上，程烟已经讲完了所有的话，走出这扇门，雏鸟就真的要踏上自己的航程。
导演终究还是承认了剧本的合理性，坦言他在演绎中找到了惊喜。收工将近，他看起来也挺开心，只是仍然对弦颇有微词——所能体会的至高感情是理想的崩塌，编剧小姐显然从未爱过人。
我认为导演识人有术，却又暗自觉得编剧对情感的模拟莫名刻骨，仿佛神话里以梦境为食的妖物，被占卜球困住的巫师，隔着水、隔着雾、隔着玻璃，模糊地注视着所有人命运的沙盘。
她只写自己相信的故事，几乎约等于她只做最现实的预言。无可救药的直觉，不受控制的悲观，我看到弦身上最大的诅咒——她是每一个故事里的台灯。
但《蜃楼》是穿越十年的礼物，见证了所有自作主张的亲近，一厢情愿的依恋，懵懂的向往，以及清醒的放任。
苏梦忻也是程烟的幻觉，是她蓬勃的、永不熄灭的自我的化身。
这祝福发自肺腑，我因此奇迹般地从故事里生还。

楼层到达的提示音响了，苏梦忻朝我鞠躬，说再见、程老师。
她跨出电梯，向布景外面走去，毫无留恋、绝不回头。追光的尽头弦捧着一杯咖啡，倚在影棚的墙边旁观。踢脚线上镶着冷色的小夜灯，她站在那里，像这个虚构世界的安全出口。
导演喊了“过”，工作人员捧着花束围上来，欢呼庆祝将舞台淹没。不知哪个撞歪了灯架，铺天盖地的眩光向暗处涌去，霹雳似的罩住那片单薄的影子。我觉得自己在那一刻看穿了她。四肢百骸变得透明，躯壳里空空如也，我借到弦的眼睛，预言书对我摊开一瞬。
不要肢解过去，不必戳破幻境。往事成烟，好梦易醒，但毕竟——毕竟一切虚妄泡影都曾来自光明。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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